南京教案與明末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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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教案與明末天主教。利瑪竇去世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龍華民繼掌中國天主教教務。他對于利瑪竇認為無關緊要的,如祀天、祭祖、拜孔等儀式,都視為迷信,禁止教徒參加。社會人士因而產生反感,反教風潮也隨之而起。

1616年5月、8月和12月,南京禮部侍郎沈[氵隺]〔que卻〕三次向明神宗上疏,認為西方傳教士散處中國,時有窺伺之舉;勸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私習歷法,有乖律例私習天文之禁;聚男女于一室,抹圣油,灑圣水,易敗壞風俗,淆亂綱紀(《南宮署牘·三參遠夷疏》)。南京諸大臣,如晏文輝、余懋〔mao茂〕孳、徐如珂等,都應聲附和。士大夫也紛紛著書,如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啟陸的《誅夷論略》、鐘始聲的《天學初征》和《天學再征》、鄒維璉的《辟邪管見錄》、許大受的《圣朝佐辭》等,指責天主教“暗傷王化”,“誣妄先師”,“左道惑人”,從而掀起非教風潮。7月,徐光啟在北京上《辨學章疏》,竭力為傳教士辯護:

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陪臣(西方傳教士)最真最確。不止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圣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杰。所以數萬里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圣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徐文定公集》卷五)

李之藻在高郵,楊廷筠在杭州,都致書南京官員請求保教。但沈[氵隺]交結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方從哲,令巡城御史孫光裕逮捕王豐肅、謝務祿,并陸續關押教徒二三十人。然后具疏奏請,促使皇帝于12月28日頒下禁教之令。次年,龐迪我、熊三拔、王豐肅、謝務祿等被押解廣東,其他傳教士都隱匿民間。1621年山東白蓮教起義,沈[氵隺]升任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勾結魏忠賢,指責天主教為白蓮教,再次指使南京逮捕教徒。傳教士紛紛遷居杭州楊廷筠和上海徐光啟家避禍。1623年沈[氵隺]被首輔①葉向高所排斥,南京教案才告平息。王豐肅改名高一志,謝務祿改名曾德昭,潛入山西、浙江、陜西等地傳教。

此后,非教風潮仍連綿不絕,如1625年艾儒略至福建傳教,引起施邦曜、黃問道、陳候光、李維垣、黃貞等士大夫厭惡,故有非教論著《示禁傳教》、《辟邪解》、《辨學芻言》、《請顏茂猷辟天主教事》、《不忍不言》、《破邪集》等相繼問世,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風潮。但明末因滿族崛起,邊防危急,以及歷法失修,推驗多誤,需要借助西方傳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訂歷法,被驅逐的教士復又召回。在徐光啟的推薦下,鄧玉函、龍華民、陽瑪諾、艾儒略、畢方濟、湯若望、羅雅谷等先后來京供職,取得合法身分,有了傳教的便利。崇禎初,龍華民、湯若望、羅雅谷三人甚至可以出入宮禁,天主教也因此深入宮廷。傳說明思宗崇奉天主教,曾下令將宮中佛像用麻繩鐵索拖曳而出(木陳忞〔min民〕《北游集》)。此說雖無確證,但宗室內臣,皇親眷屬,信教者不乏其人。當時的傳教士“出入宮廷,頗形利便,與太監等往來,常乘機言圣教道理”。1630年,御馬太監龐天壽首先由龍華民領洗奉教,不久,由湯若望陸續領洗40人。宮中為湯若望特設圣堂一所,幾年內受洗者竟有540名之多(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

1613年,耶穌會為了擴大在華傳教規模,派遣金尼閣回羅馬,要求增派教士。金尼閣請求教廷批準中國自成一個省區。當時在華教士不滿20人,會所不過五處(北京、南京、肇慶、韶州、南昌),教徒不足一萬,因此只改劃為副省區,和日本同屬一個省區。雖獲準用漢語舉行彌撒和念經,但未實行。龍華民以后,羅如望(1623年)、陽瑪諾(1625年)、傅泛際(1636年)相繼擔任在華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后又分華北、華南二大教區,傅泛際任華北會長,管理北京、山東、陜西、山西、河南教務,共有教士五人。其中山東濟南開教,龍華民出力最多。陜西西安開教始自湯若望。山西絳州開教,始自高一志。河南開封開教,始自畢方濟。艾儒略駐福州,任華南會長,管理南京、江西、湖廣、四川、浙江、福建教務,共有教士15人。杭州開教,始自郭居靜、金尼閣。揚州、福州開教,均始自艾儒略。武昌開教,始自何大化。此外,南雄、上海、嘉定、常熟等地,都建有教會。廣東、廣西自1575年起由澳門主教區兼管。1632年天主教傳入海南島。1641年利類思在四川開教。至崇禎末年,全國已有13省傳入天主教。

清兵入關后,南明政權于危急之中曾通過傳教士赴澳門向葡萄牙政府借兵。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畢方濟在南京教案后被迫離開北京,至嘉定、上海、開封等地傳教。1628年,明神宗第三子福恭王朱常洵〔xun巡〕在開封多次召見他。1644年,常洵之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權后,派畢方濟赴澳門求援。1645年3月畢方濟自南京啟程,及抵澳門,南京已經失陷。唐王朱聿鍵繼而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畢方濟于1628年在南陽曾與唐王結識,這時赴福州進《修齊治平頌》,表示愿為南明政權效勞。唐王賦詩贊美他為“西域之逸民,中國之高士”,命他同內監龐天壽去澳門商借兵械。1646年8月,唐王被清兵所俘,桂王朱由榔〔lang郎〕在肇慶登基,建立永歷政權。畢方濟又跟從永歷帝,在廣州建立教堂,1647年他曾引領葡萄牙士兵300人守桂林。

在南明宮廷,司禮監掌印太監龐天壽10多年前就已領洗,教名亞基樓·契利斯當。在他勸導下,宮中設有小堂,供奉耶穌。一年后,即1648年,皇太后、皇后由德意志人瞿紗微付洗入教。永歷謫母王太后,教名烈納,永歷生母馬太后,教名馬利亞,皇后教名亞納。永歷帝因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新生的太子慈煊,患重病后也受洗入教,教名公斯當定,意欲模仿君士坦丁大帝奉教創業。宮中先后受洗的妃嬪有50人,宦官更多,大臣也有40人。皇太后派使臣赴澳門要求司鐸為明室祈福,受到葡萄牙總督的款待,澳門官員以火銃100個贈予龐天壽,并派兵相助,充當侍衛。

據羅馬教廷宣教部檔案,永歷政權中掌握軍政大權的龐天壽,在耶穌會教士的慫恿下,首先表示愿意遣使進謁教皇,并向耶穌會會長致意。于是烈納太后有了向教皇英諾森十世和耶穌會會長通書之舉。擔任使者的是匈牙利籍波蘭人卜彌格。漢文國書兩件由瞿紗微、卜彌格譯成拉丁文,用黃絹金邊卷軸書寫,一件首題“大明寧圣慈肅皇太后致諭于”“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圣父”,一件“敕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龐天壽另有上羅馬教皇書。龐天壽致耶穌會會長書,用朱書紅印,并有銀牌一面,上刻漢文和拉丁文,獻給羅馬圣伊納爵墓。龐天壽還有紅色長方形帖子一件,由卜彌格遞交威尼斯共和國,原件今存威尼斯市檔案館

1651年1月,卜彌格赍書由肇慶出發,隨行的中國教徒秦安德年僅19歲。在澳門和果阿,葡萄牙當局因不愿招致清朝不滿而加以阻撓。卜彌格一行至1652年12月才抵達威尼斯。卜彌格以華服華禮向威尼斯政府呈遞文件。隨即赴羅馬,但羅馬教廷對他的使者身分極表懷疑,耶穌會總會長也指責他獨斷獨行,私來羅馬。直到新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繼位后,接獲澳門、印度等地主教來函,才確認其使者身分。1655年12月18日,卜彌格蒙教皇召見,呈上烈納太后及龐天壽書信。教皇復信措詞空泛,交由卜彌格攜回中國。1658年卜彌格抵達暹羅(泰國)。這時兩廣已陷入清軍手中,永歷帝由云南逃亡緬甸,皇太后和龐天壽也早已病故。卜彌格無法復命,次年病死于百色。在此期間,另一位耶穌會教士瞿紗微也曾為永歷政權求援于澳門,遭到拒絕。1651年永歷帝從南寧出走時,瞿紗微隨同乘舟西行,中途被清兵追殺。

耶穌會在明朝宮廷中的傳教活動所取得的成功,由于明王朝的滅亡而前功盡棄,但在民間的傳播,特別是天啟、崇禎年間的進展卻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全國天主教徒的人數,到1615年已由2500人發展到5000人,1617年南京教案后增至1.3萬人,1638年為3. 8萬人,1650年為15萬人,1664年教徒有16.44萬人。這些教徒分布在華北(直隸、山東、山西、陜西、河南、四川),中央(福建、江南、浙江、江西),華南(海南、兩廣)三教區。華南區歸澳門管轄,屬日本省區。華北、中央屬中國省區耶穌會。教徒集中的城市有上海(4. 2萬人)、漢中(四萬人)、西安(二萬人)、常熟(1. 09萬人)等。另據教士畢嘉于1667年在廣州獄中所寫的報告稱,從1581年至1664年的83年中,耶穌會在華共付洗24. 6萬人,比上述數字多八萬多人。其間到中國省區傳教的耶穌會教士有82人,日本省區12人。同一時期共印天主教書籍131種,算書100種,學術及倫理、物理書籍55種。教徒刊印的教義著作也有14種(高龍盤《江南傳教史》)。天主教的第一部叢書、李之藻在1629年編印的《天學初函》,也出版于這一時期。《天學初函》共52卷,其中教義神學和各種學術著作20種。這些著譯的刊印,說明利瑪竇以后,耶穌會教士仍繼續以介紹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為手段,來達到傳播天主教的目的。因此,金尼閣在1620年自羅馬返回中國時,有攜帶教皇贈書7000余部之舉。

除了耶穌會外,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等也在這一時期進入中國。1590年,教皇曾派遣方濟各會教士四人出使中國。天啟年間,西班牙侵占臺灣的雞籠、淡水,并建立教會,以之作為進入中國傳教的基地。1630年,多明我會教士數人從臺灣渡海前往福建傳教,只有古奎一人登陸。1633年,教皇允許其他修會與耶穌會同享在中國傳教的權利,葡萄牙及耶穌會在中國獨享的傳教權始行破壞。1631年,西班牙的菲律賓總督應古奎的請求,派多明我會教士黎玉范等及方濟各會士栗安當至福建傳教。 自1650年至1664年共施洗3400人,擁有會士30人。1633年,又有來自菲律賓的教士10人至山東傳教。自1633年至1660年共施洗3500人。(殷鐸澤《1671年4月18日致羅馬宣教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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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首輔是明代內閣最高長官,又稱大學士。地位相當于唐宋時期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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