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與基督教新教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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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與基督教新教入華。基督教新教的來華,遠較天主教和東正教為晚。17世紀初,荷蘭殖民主義者侵占我國領土臺灣,荷蘭傳教士也接踵而至,在臺灣傳教20余年,曾發展教徒千人左右。162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將荷蘭殖民者驅逐出境,新教在臺灣的傳教活動即隨之終止。19世紀初,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新教興起大規模傳教活動。新教各宗派相繼成立向國外布道的差會組織,致力于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非洲地區的傳教活動。在傳教過程中,一些傳教士充當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和謀士,通過傳教為殖民擴張和殖民統治效勞。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中國的。

1807年(嘉慶十二年),英國倫敦布道會派遣馬禮遜來中國,是為第一個到中國大陸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是英國諾森伯蘭人,1804年加入倫敦布道會,1807年被按立為牧師,同年9月到達廣州。來中國之前,他曾向一個名叫容三德的中國人學習中文,并在不列顛博物館借出一本《圣經》的天主教中譯本①,親手抄錄30頁。容三德替他抄錄到《希伯來書》為止。他把這個抄本帶到中國,作為翻譯《圣經》的依據。1809年,他任廣州東印度公司商館中文翻譯兼秘書,此后25年一直以這一身分為掩護,一邊從事商務,一邊傳教著書。他的傳教活動始于編著宣教小冊子,曾著有《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問答淺注耶穌救法》、《古時如氐亞國(即猶太國)歷代略傳》、《養心神詩》等。因為廣州清朝官吏嚴禁傳教印書,又受到天主教勢力的排擠和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反對,馬禮遜只得將印刷工作放到馬六甲。他從1810年開始翻譯《圣經·新約》,并刻版刊印他修訂的《使徒行傳》中譯本。1813年,倫敦布道會派遣牧師米憐來華與馬禮遜一起活動。他在馬六甲創辦印刷局,刊印馬禮遜譯成的《新約》及其他譯著。1815年,他們在馬六甲建立英華書院(后遷至香港),培養傳教人員和刊印傳教印刷品,作為對華傳教的基地。米憐還開辦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英文刊物《印度支那拾錦》。同時,在米憐的協助下,馬禮遜開始翻譯《圣經·舊約》,當時取名為《神天圣書》。全書于1819年譯完,1823年刊行,史稱第一部基督教新教《圣經》中譯本②。馬禮遜在譯書過程中編著《華英字典》,由東印度公司出資于1815—1823年間陸續刊印,此為第一部漢英詞典。馬禮遜死于1834年,前后在中國傳教27年,還著有《新約歷史總綱》、《贊美詩》、《圣教問答》、《天國之道》、《公用禱文》等19種大小作品,這方面他堪與明代的利瑪竇相媲美。

梁發

但在傳教活動中,馬禮遜卻遭到中國人的冷眼,因而領洗者寥若晨星。至1814年他才在澳門收得第一名新教信徒蔡高。蔡高后遭天主教陷害,病死獄中。1816年,梁發在馬六甲由米憐施洗入教,成為第二名中國信徒。次年,米憐又收納另一名中國信徒屈昂。梁發在1823年底由馬禮遜按立為新教宣教士,一般稱為第一個新教華人牧師③。梁發幼年讀過村塾,15歲進省城做雕版工人,1810年起,不顧清政府嚴禁外國人及其雇員秘密印發書籍傳教的禁令,私自為馬禮遜刻印《圣經》中譯本。1824年,他繼承馬禮遜在廣州的傳教工作,經常利用生員在省城考試的機會,散發《圣經日課》和他自編的布道小冊子。在宗教信仰上,他夾雜有中國傳統的儒、佛、道的影響,即馬禮遜所說的“異教色彩”,但仍是一個虔誠的教徒,熱衷于傳教布道。他著有多種通俗布道書,其中最重要的是1832年由馬禮遜校訂印行的《勸世良言》。該書包括九種小冊子,并不是對《圣經》和基督教教義的系統宣講,只是在60多個互不聯貫的小節中,摘引《圣經》的某些經文,針對中國的習俗和時弊,附會儒家經典和歷史典故,通俗地闡發基督教教義。書中反復宣傳的,是崇拜“神天上帝”、相信耶穌贖罪、反對偶像邪神以及天堂地獄、賞善罰惡等說教,只是一本淺薄的布道書。但就是這本書,后來卻對洪秀全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馬禮遜和米憐以后,倫敦布道會又派遣理雅谷來華,至馬六甲任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該院遷往香港,改稱神學院,理雅谷繼續在香港任神學院院長,致力于建立教會和培養傳教人員,由屈昂幫助他辦理印刷事務。此后倫敦布道會又陸續派遣楊格非(即楊篤信)、韋廉臣、麥都思、米憐之子米利尼、艾約瑟等至上海、寧波、武漢、重慶、煙臺、北京等地,傳教活動由南而北向全國滲透。1830年,美國新教傳教士也開始進入中國。美國公理會教士裨治文于1830年至廣州,后創辦并主編《澳門月報》,刊載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和文化等資料。另一名教士伯駕于1834年至廣州,與裨治文合作在1838年開設博濟醫院。衛三畏也是公理會教士,1833年來廣州參加編輯《澳門月報》,后著有《中國總論》、《中國商務指南》等書。還有浸禮宗傳教士羅孝全、長老會傳教士倪維思、圣公會傳教士文惠廉等人相繼來華。屬于荷蘭傳教會的德國路德會牧師郭士立,也在此時作為自立傳教士來華,主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月刊,1834年與裨治文共同組織益智會,1844年在香港設立漢會(又名福漢會,意為漢人信道得福),專門訓練中國傳教人員到內地布道。但到1840年,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在華傳教士總共只有20人,代表四個差會,30余年中所收信徒也不滿百人。這一時期,英美等國新教傳教士來華的主觀動機可能各自有所不同,但客觀上總是起著配合殖民主義侵略的作用。他們的活動主要是:廣泛收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方面的情報;著書、譯經、辦報、興學,為大規模傳教活動作準備;鼓吹武力干涉中國內政和強迫清朝政府放棄禁令,以實現在中國自由傳教的目的。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許多傳教士不僅是侵華戰爭和訛詐的直接參與者,而且也是不平等條約的起草和策劃者。他們認為“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借著殖民主義的武裝侵略,將傳教活動作為特權列入條約。條約訂立后,來華傳教士人數急劇上升,英、美、德、加拿大等國傳教士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各通商口岸,并以條約為護符進入內地活動。據統計,1858年新教傳教士僅有81人,至1889年增加到1296人,其中英國傳教士約占3/5,美國傳教士約占2/5,代表41個差會。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繼傳入,傳教者足跡遍及全國。公理宗系統的倫敦布道會傳入最早,它在鞏固香港、澳門、廣州的傳教基地后,又在浙江、江蘇、福建、湖北、直隸開辟了教區,在陜西、湖南、四川建立了傳教據點。美國公理會(也稱美華會或美部會)在上海、福建、臺灣、山西、直隸、山東建立教區或傳教點,還深入張家口、內蒙活動。路德宗(信義宗)系統則從港澳擴展至內地,其傳教區域分為豫鄂、湘中、湘西、豫東、豫中、粵南、陜西、東北等處,分屬美國、德國、丹麥、瑞典、芬蘭、挪威等國差會。安立甘宗(圣公宗)系統把其在中國傳教的地區分為11個轄區:浙江、福建、港粵、華北、山東、四川、桂湘屬于英國圣公會;江蘇、鄂湘、皖贛屬于美國圣公會;屬于加拿大圣公會的,只有河南一轄區。浸禮宗系統在中國分為英浸禮會、美浸信會(傳自美國南浸會)、美浸禮會(傳自美國北浸會)、瑞典浸信會等,其傳教區域分為華南(兩廣、山東)、華東(江蘇、浙江)、華北(山東一部分、山西、陜西、東北)、華西(四川)、華中(河南、安徽)五區,教徒人數以山東、廣東兩省為最多。歸正宗(長老宗)的傳教區域與公理宗、路德宗大致相仿,絕大多數教徒分布在沿海地區。衛斯理宗(循道宗)先后有八個差會傳入中國,最早的是美以美會,建立福建、江西、北京和四川的傳教年會。監理公會以上海為據點,擴展到東北和云南。圣道公會在天津立足,除傳播于直隸、山東、浙江、兩廣外,還深入到湖南、湖北、云南、貴州一帶。內地會是一個跨宗派的差會組織,1865年由英國自立傳教士戴德生創立,專門從事中國內地的傳教活動,在短短的10多年里,該會傳教區域擴展到19個省,并深入到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直至新疆、西藏。不過,迄19世紀末,新教教徒人數僅八萬人,遠不能與天主教相比。

清朝末年,天主教仍被嚴厲禁止傳教,但法國葡萄牙卻在激烈爭奪中國保教權。1834年4月,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保護者的義務為理由,頒布教諭取消其保教權。1838年,教廷不顧葡萄牙的反對,正式廢除其在中國的保教權,并由法國教士孟振生取代葡萄牙派任的主教,就任北京教區主教。鴉片戰爭后,中法簽訂《中法黃埔條約》,準許法國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并且中國地方官員有義務加以保護。1844年和1846年,在法國的壓力下,清朝政府被迫宣布天主教弛禁,發還“所有康熙年間各省所建之天主堂”。天主教憑借不平等條約的支持,再次取得合法傳教地位。從此,保護傳教士和發還教產問題,一直成為中法交涉的主要內容之一。至1856年,羅馬教廷已在遼東、蒙古、云南、貴州、西藏新設或重設了代牧區,同時撤銷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北京、南京兩個教區,另設直隸北境、直隸西南境、直隸東南境、江南四個代牧區,分別由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遣使會和1814年恢復的耶穌會管理。仍屬葡萄牙澳門教區管轄的兩個代牧區,也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署理。在這種背景下,大批傳教士不顧條約的限制,紛紛潛入內地,原由中國教士及上層教徒管理的教堂、教產,也逐步轉移到外國傳教士手中。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中法天津條約》,其中第13款規定: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接著,1860年的《中法北京條約》第六款規定,以前沒收的教產“應賠償交還法國駐扎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擔任翻譯的法國傳教士艾嘉略在中文本該條款之末,私自添加“并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句。這兩個條約是法國在中國取得全面保護天主教的政治特權的標志,保護范圍從傳教士擴大到教徒,赴華的傳教士全部領取法國護照。1890年,德國在山東也獲得對德國天主教傳教士的保護權。自此以后,外國傳教士有恃無恐,開始公開深入中國內地傳教,天主教勢力在各地大為發展。至1900年,全國已有代牧區37個(其中屬法國傳教機構的有20個),教徒74萬,教士1356人,其中外國教士886人。

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為適應沙俄侵略擴張政策的需要,自1860年后在形式上變成傳教和文化機構。他們利用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特權,開始大規模向中國內地傳教,出版中文傳教書籍,培養華人神職人員。其傳教范圍由北京向外擴展,陸續在北京西山、通州、房山、涿縣、永平、古北口、天津、北戴河、青島、衛輝(河南)、上海、漢口、廣州、石浦、沈陽、旅順、大連、哈爾濱、長春、滿洲里、庫倫、西安及新疆等地建立教堂32座,分堂五座,神學院一所,男、女學校20所,氣象臺一座,企事業機構46家,擁有財產150萬盧布。東北地區最早的教堂哈爾濱尼古拉圣堂建于1898年。1908年,中東鐵路沿線建有教堂16座。哈爾濱、上海、天津、新疆等地都形成獨立的教區。至1916年,上述教區受洗的中國東正教徒有5587人(其中北京約1000人,天津200余人)。另外,蒙古及西北邊疆地區注冊登記的中國東正教徒有370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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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此系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士白日陛約于1700年據拉丁文《圣經》通行本譯成中國白話文的,名為《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內容包括新約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自《羅馬書》至《希伯來書》)原書為手抄本,現存英國不列顛博物館。

②英國浸信傳道會教士馬士曼在印度塞蘭布爾于1811年將《新約》譯成中文,1822年譯就《舊約》,同年以活版鉛字印行,實比馬禮遜譯本早一年。但因該譯本在印度譯就,流傳不廣,對以后的《圣經》中譯本沒有產生影響。

③第一位新教華人牧師實為倫敦布道會的何福堂,1846年10月11日禮拜日按立于香港合眾堂,而梁發至1850年才被教會冊封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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