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

農業是人類的社會最基本的物質生產部門。 農業生產的對象,是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它們都是有生命的有機體,都依賴一定的環境條件而生長繁殖。人類通過社會勞動,對它們的生長繁殖過程及其所處的環境條件進行干預,從而取得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其他物質資料。

早在公元前一世紀,中國史學家班固(公元32~92)在其所撰《漢書·食貨志》中,就有“辟土殖谷曰農”之說。這反映了古代黃河流域的漢族人民以種植業為主的樸素的農業概念,亦即當今所稱的“狹義農業”。其實,原始農業是從采集、狩獵野生動、植物的活動孕育而產生的。后來,種植業和畜牧業也相依發展,至今仍以種植業和以它為基礎的飼養業作為農業的主體。天然森林的采伐和野生植物的采集、天然水產物的捕撈和野生動物的狩獵,主要是利用自然界原有的生物資源;但由于這些活動后來仍長期伴隨種植業和飼養業而存在,并不斷地轉化為人工的種植(如造林)和飼養(如水產養殖),故也被許多國家列入農業的范圍。至于農業勞動者附帶從事的農產品加工等活動,則歷來被當作副業。這樣,就形成了以種植業(有時稱農業)、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副業為其結構的廣義農業概念。

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強了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專業分工和相互依存,同時也促進了農業與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的密切聯系,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從而形成了多專業、多方面聯系的農業生產與農業經濟體系。生態學的發展,還揭示了農業的每一構成部分實際上都是生態系統物質和能量循環、轉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這說明,隨著社會經濟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人們對農業的認識還必然會進一步拓寬、深化。

在人類的一切生活資料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食物。中國有句古語,叫“民以食為天”(《漢書》酈食其傳)。馬克思的論斷是“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按營養學的基本知識,人只有從食物中攝取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和維生素等營養物質,不斷地進行新陳代謝,才能維持生命、從事勞動和繁衍后代。而歷史上的饑荒和當今世界部分地區的缺糧危機,則從反面說明了食物生產的重要性,它的不足,勢必導致社會動亂,產生嚴重的政治經濟后果。可以認為,在人類尚不能用化學方法合成比農產品更為廉價優質的全部營養物質以前,農業作為最基本、最主要的食物生產部門的職能,將不可能被別的生產部門所取代。

當然,人類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食物以外,還需要衣著、住房等等。隨著時代的進步,人的生活需要不但更趨多樣化,而且要求優質、方便、舒適。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現代工業和可稱之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等的發展,適應了人類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同時,除了物質資料之外,各種“精神產品”的生產也日益發展起來。然而,不但許多工業,如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等的原料直接來自農業,而且工、商業賴以發展的市場和一部分資金來源,也離不開農業。從歷史上尋根溯源,只是由于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于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食物除了滿足自身需要之外逐漸地有了剩余,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從農業中脫離出來,專門從事其他生產活動。這是手工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科學文化衛生事業以及其他一切社會上層建筑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十分精辟地指出:“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產生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世界的現實也仍然表明這一論斷的無比正確。當今的經濟發達國家,幾乎都是農業技術比較先進、農業生產水平比較高的國家。也有少數發達國家農業并不發達,但它們都必需進口農產品,才能滿足發展本國經濟的需求。這種情況說明,任何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都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不是以本國農業為基礎,就必然要依賴他國農業為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擺脫了殖民主義枷鎖而贏得獨立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有的曾經一度把發展工業放在優先地位而忽視農業;或者僅僅注意發展經濟作物,用以出口換取工業品,而關系國計民生的糧食卻依靠進口。這些國家在國際保護主義和不等價交換的情況下,不但本國的農村經濟不能振興,工業也難發展,有的甚至負債累累,一遇天災人禍,便饑荒頻仍。這說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如果依賴外國農業為基礎,是很不牢靠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1億人口的大國里,農業的極端重要性更加顯而易見。建國近四十年來的經驗證明,只有實現農業的穩定發展,才會有全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才會有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正如毛澤東曾經指出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農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它又怎樣逐步邁向更高的水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分析農業的性質和特點。

農業生產,如同一切社會生產一樣,也是一個經濟再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產品由結成一定生產關系的社會成員,憑借一定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對象生產出來;然后通過交換和分配,部分投入消費領域,部分又重新成為勞動對象而回到下一個生產過程,如此周而復始。就這一方面來說,農業生產具有一切社會生產的共性,即按照經濟再生產的客觀規律而發展。

但農業生產又有不同于其他社會生產的特殊性質,即它是有生命物質的再生產。它的經濟再生產過程總是同自然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的。

所謂自然再生產,是指生物有機體通過同它所處自然環境之間物質、能量的交換、轉化,而不斷生長、繁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綠色植物依靠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和水、礦物質養料轉化成為有機物,用于自身生長,并繁殖后代,由此構成自然界的“第一性生產”,構成生生不息的植物世界。種類繁多的植物產品又可為動物提供它們賴以生長、繁殖的食物,由此構成自然界的“第二性生產”,構成生生不息的動物世界。植物、動物的殘體和排泄物回復到土壤中以后,可以再一次成為植物的養料來源,如此循環不已。這個自然再生產的過程,按照自然界生命運動的客觀規律而發展。

顯然,單純的自然再生產過程構成自然界的生態循環,但并不是農業生產。作為農業生產,還要有人類生產勞動對自然再生產過程的干預。這種干預必須既符合生物生長發育的自然規律,又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干預的有效性,一方面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生命運動規律的認識程度和干預手段的先進程度;另一方面又必然要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這樣就構成了農業生產的二重性。把握了這種二重性去觀察農業,就可以發現:農業的經濟再生產的規模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的,人類對農業的自然再生產過程的干預能力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提高的,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之間又相互聯系,相互促進。農業生產正是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二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不斷地由較低水平上升到較高水平的。

從農業生產力的性質和狀況看,農業的發展歷程,可以大體概括為原始農業—古代農業—近代農業—現代農業4個階段。

在距今約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當原始農業在亞洲西部肥沃的新月形地帶(即今伊拉克、敘利亞一帶)、中國的黃河流域以及其他一些被譽為古代文明起源的地區開始形成的時候,人類對自然界的干預能力是極其微弱的。憑借的生產手段,只是石刀、石鏟、木棒等最簡陋的工具。單個勞動者力量不足,就靠許多人集合勞動。他們砍倒并放火燒掉地面的植物,將種子播到地里,靠草木灰和土壤中固有的肥力而生長發育。這里的地力耗盡了,就易地栽種,到另一塊土地上再放火燒荒。這種所謂“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比起純粹依靠從自然界采集現成生物資源的活動來說,雖有所進步,但生產力水平相距不遠。因為起決定作用的,仍是各種自然因素。在原始農業時期,在更為廣泛的地區還產生了從捕獵動物到馴養動物的原始畜牧業,有許多民族部落開始長期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這一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極低,農畜等產品多在氏族公社內部分配和消費,很少有剩余可用以進行商品交換。

到了古代農業(也稱傳統農業)時期,人類對自然條件如季節變化、土壤肥瘠等與農業生產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農產品由于因時因地種植而獲得增加。但初期受奴隸制的束縛,生產的發展是緩慢的。在奴隸制解體并進入封建社會的過程中,鐵制農具的出現和畜力的使用,促使生產力發生了質的變化。憑借鐵犁、畜耕等新的生產手段,人們有了改善動植物生育環境的較大能力。長期生產經驗的積累,又使人們有可能摒棄“刀耕火種”而采取新的耕作方法。在歐洲,出現了以休閑輪作為主要內容的二圃制或三圃制農業;在中國,則較早地形成了以耕、鋤、選種、施肥、澆水、輪作、復種等措施緊密配合的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體系。與之同時,在有的地區還出現了以放牧或游牧為主的畜牧業生產方式。剩余農畜產品的增加,又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商品交換逐漸發展起來。這種情況,反過來又要求農業提供更多可供交換的農產品,從而推動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的繼續進步。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古代農業突破了原始農業的局限,導致了農業生產力的一次飛躍。

但古代農業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作為基本動力來源的人畜力,是靠農業生產的食物所提供的能量維持的;施入土壤的自然肥包括綠肥和動物排泄物等,也來自農業本身。因此,在生產過程中,物質和能量主要是在農業系統內部周而復始地循環著。這種半封閉式的循環由于不能從其他物質生產部門取得更多的物質和能量補給而限制了農業的發展。同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業勞動者實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更是嚴重地束縛了農業生產力。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仍很緩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古代農業的這種局限性,只是由于18世紀60年代的產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勃興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才得以被打破,從而促成了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使生產力出現了又一次飛躍。

現代農業是以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市場條件為前提的。紡織和其他工業的發展,工商業人口的大量增加,促使農產品市場不斷擴大,對農業生產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刺激。率先出現的,是畜力牽引的改良農具和化學肥料,這是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發展的成果。相應發生的是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或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這可以說是現代農業的先行階段,也可以說是農業發展的近代階段。隨著內燃機的發明、石油等礦物能源的開發利用以及化學工業的進一步發達,人畜力農具為動力機械所取代,多種化學肥料和農藥被廣泛使用,農業中投入的物質能量大大增加。農業同工業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了,從而打破了古代農業的半封閉式循環。尤其重要的是,各門自然科學紛紛被引入農業領域,形成了栽培、飼養、育種、病蟲害和獸疫防治、農業工程以至生物工程等應用學科。這不僅使人們在調節控制作物和畜禽的生產環境方面逐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動權,而且獲得了“改造”動植物本身遺傳特性的能力。再加上電子計算機、原子能、遙感等先進技術手段在農業中的應用,人們對農業自然再生產過程的干預能力,達到了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同時,農村經濟向發達的商品經濟轉化,農業的專業化、社會化程度更加提高;農業生產同農產品的加工、銷售以及同農業生產資料的制造、供應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又促進了各種農、工、商一體化的經濟形式的產生。所有這一切,都為農業的擴大再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使現代農業的生產水平遠遠超越了古代農業。

在當今經濟發達的國家,農業現代化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以美國為例,每公頃玉米的產量在1800~1940年的140年間,始終停留在1.5噸的水平上,而1941~1981年的41年間卻增加了近4倍。美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在1870~1910年和1910~1950年的前后兩個40年間,分別增長0.5倍和1.4倍,而1950~1975年的25年間增長了2.4倍;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供養的人數,1840年為 3.9人,1910年為 7.1人,1975年增加到54人。農產品的商品率1910年為70%,1979年已達到99.1%。再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農業也在加速發展。1950~1981年的世界谷物總產量增加了1.5倍,已經超過了同期世界人口增加77%的增長速度。農業加速發展的事實,否定了 180多年前馬爾薩斯關于糧食的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預言。

然而,世界農業的發展很不平衡。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仍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中,而且不同國家轉化的程度和所需條件的完備程度還相差懸殊。1981年世界按人口平均的谷物產量達 368.5千克,但占世界人口74%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均谷物產量只有 243.5千克。營養不良還在影響著廣大人民的健康,饑荒還在剝奪許多人的生命。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則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而不斷地出現危機、停滯和農產品的大量浪費;而過度地使用礦物能源和化肥、農藥,還導致生態平衡的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加劇。社會主義制度為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新的條件,但它也還存在許多不完善之處,社會主義農業都還處在改革的進程之中。這都說明,已經經歷了漫長發展過程的農業,還將繼續按照其經濟的和自然的規律性,不斷前進,邁向新的高峰。

農業生產的進步和自然科學、經濟科學的多方面的滲透,已使農業科學成為一個多門類、多層次的知識系統。

曾經有過這樣一種錯覺:似乎人可以靠“天”吃飯,務農不用科學。但實踐卻告訴人們靠“天”吃飯并不容易。于是自古就有人不斷總結經驗,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改進耕作、飼養方法等方面下功夫。這些經驗和方法,用文字記載下來,形成了光輝燦爛的古代農業文化。然而,生產實踐經驗只是產生科學的源泉。它本身不等于科學。

現代農業科學是現代自然科學和經濟科學被應用到農業生產實踐并與之相結合的產物。農業生產,作為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的統一過程,實際上包含著3個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個是生物有機體,一個是生物賴以生長、繁殖的環境,再一個是人的生產勞動等社會經濟活動。其中每一方面都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各有獨特的運動規律。農業生產不能依靠任何單一因素的作用,它需要 3個方面因素的協調統一。這就決定了農業科學不僅包含的學科門類繁多,而且具有從微觀到宏觀的多種層次。

農業科學首先是一門技術科學,它提供人工控制生物有機體的生命活動、從而取得所需產品的技術知識。主要的內容可以概括為:

(1)由育種學提供的有關動植物品種改良的技術知識。其目的是通過改變動植物的遺傳特性,使產品更加符合人們的經濟需要。包括植物育種學、動物育種學等。

(2)有關植物栽培和動物飼養的技術知識。其目的在于通過人工控制動植物的生長、繁殖過程,以取得更多更好的產品。與此相應的有農藝學、林學、畜牧學、水產學以及植物保護學和獸醫學及其所屬的分支學科等等。

(3)有關農產品收獲、采伐、捕撈和貯藏、加工的技術知識。這方面知識涉及的過程,有的是栽培和飼養等主要生產過程的延伸,有的如林業采伐和水產捕撈,本身就是主要的生產過程。

(4)有關改進農業生產手段和生產環境的技術知識。這就是農業工程學。包括的學科有農業機械、農田水利、土地開發、農業建筑和農村能源等。

經驗性的農業生產技術,早在現代農業科學產生以前就有了。作為科學的技術不同于經驗性技術的一個根本點,在于前者是以科學原理為指導的。因此,農業科學還必須提供與之有關的基礎理論知識。由于各種農業生產技術的應用都是以生物有機體為對象的,闡明生命運動規律的生物學在農業基礎學科中居于首要地位。如育種技術就主要是以遺傳學為理論基礎而發展的。但農產品的栽培、飼養及其貯藏、加工、運輸等技術除了需要生物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的知識外,還需要有關環境條件變化規律的知識,這就涉及更多的學科,諸如土壤學、農業化學、農業氣象學、農業工程學,以及植物病理學和昆蟲學等。而農業生態學則有助于揭示農業生產中生物之間以及它們與環境條件之間宏觀聯系的規律。離開了這些基礎理論知識,一切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與創造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所有這些,構成了農業的自然科學的基本內容。它是多門類的:學科范圍涉及生物、環境和人所憑借的生產手段,涉及三者之中每一方面的許多因素。它又是多層次的:從應用技術到專業理論、基礎理論;從生物有機體及其環境條件,到影響它們的發展變化的微觀的物質運動和宏觀的生態聯系。事實上,除此以外,農業科學的研究還必須借助更為基礎的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等。

然而,自然科學還只能說明農業自然再生產的規律。而對農業經濟再生產規律的說明則需要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農業經濟學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對于農業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規律的研究,提供有關農業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經營形式、農產品交換、農業收入分配、農業資金信貸和農業稅收等方面的知識;二是對于農業生產經濟以及農業技術經濟的研究,提供農業資源開發利用、農業的合理結構和布局、各種技術措施的合理組配及經濟效果評價的知識;三是對于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的原則和方法的研究。農業的經濟再生產由于受自然再生產的制約而產生的某些特點,例如土地的特殊重要性,自然條件對生產的影響和生產的不穩定性,以及生產的季節性、地域性,生產周期長和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的不一致,設備利用率較低等等,要求農業經濟學提供能夠反映農業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的知識。

農業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可以是農業整體,也可以是某種農產品的生產或某一生產過程;研究的范圍,大至一國或一個地域的宏觀發展戰略,小至一個生產單位的微觀經濟活動或某項技術措施的經濟效果,因而也是多門類、多層次的。

除此以外,有關農業歷史的研究,包括農業科學技術史和農業經濟史的研究,對于闡明農業發展的基本經驗和規律,也有重要意義。

以上,只是農業知識系統的一個簡單輪廓。分類未盡完善,概括可能也有欠全面。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科學研究的深入,學科之間還必然會相互滲透,出現各種交叉學科。例如正在發展中的農業系統工程學就是在自然科學與經濟科學相互滲透的過程中產生的。可以預見,在當今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沖擊下,農業科學不僅將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而出現更多的門類和層次分化,而且將出現不同學科之間的綜合,從而使它的研究和應用達到新的深度和廣度。

中國是世界農業發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農業大國之一。在距今七千多年之前,中國人民的祖先已經擺脫了采集、狩獵經濟,開始從事農業生產。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朝代更迭,滄桑變化,但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農立國”。

中國幅員遼闊,氣候條件復雜,既有大片溫暖、濕潤氣候條件下的沃土,也有不少嚴寒、酷熱和患旱患澇、土壤瘠薄的地方。多樣的地理環境孕育了豐富多彩的自然資源。中國是水稻、大豆、粟、黍等重要栽培作物的起源地,多種果樹、蔬菜、花卉、藥材和茶樹的故鄉。中國人最早發明了栽桑養蠶,創造了多種耕作制和多熟制的栽培技術。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的野生種和中國人培育的許多動植物品種,早已成為世界優良動植物品種的種質資源寶庫。總之,在較早的歷史年代,中國人民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汗水澆灌出了農業生產的累累碩果。

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遺產也是聞名于世的。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已經知道農業增產之道在于調節好“天”、“地”、“人”三者與農作物的關系(《呂氏春秋·審時篇》);到北魏時,賈思勰又提出了“順天時、量地利”,因地因時因物制宜的原則。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充分挖掘生產潛力,歷來實行精耕細作,注意“用地”和“養地”的結合,以使“地力常新壯”(《陳旉農書》)。這實際上反映了農業集約經營的早期思想。中國歷代有關這些思想、經驗的文字記載,除散見于各種古籍以外,專門的古農書有數百種之多。其中,北魏的《齊民要術》和明代的《農政全書》被譽為古代世界最完備的兩部農業百科全書。至于民間的“農諺”,更是簡練生動,家喻戶曉,廣為流傳,充分反映了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積累之豐富和普及之廣泛。

由此可見,中國農業的過去是十分光輝燦爛的。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基礎,是世界傳統農業發展的先驅。來源于歷代農業的生產經驗和文獻,至今猶有珍貴價值。

然而,在長期閉關自守的過去,封建社會停留了特別漫長的時間。資本主義雖萌芽較早,但遲遲不能發展。兩千多年的封建剝削,加上近代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農民的生活十分貧困,農業生產手段極為落后,農村商品經濟很不發達。正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所分析的;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還有大約90%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90%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這是近代中國農業同經濟發達國家的農業大大拉開了差距的根本原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終結,從而為農業的振興和現代化提供了可能。完成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使中國農業從半封建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生產迅速上升。接著進行的農業合作化,又使中國農業解脫了小生產所有制的局限,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從建國起到1978年止的近30年間,中國進行了空前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使歷史上極為嚴重而頻仍的水、旱災害大為減輕。農用拖拉機和機電排灌動力的大幅度增長,化肥、農藥和優良品種的推廣使用以及耕作制度的改革等等,使農業的單產和總產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30年中農業的發展也有過嚴重的挫折。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指導思想上對合作化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原因,農業的發展速度曾受到影響。隨后,在1958年掀起的“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1966年開始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動亂,更使中國農業遭受了重大損失。農業中集中統一的經營體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的提高,使中國農業長期未能擺脫自給、半自給性傳統農業的落后狀態。

中國共產黨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糾正了過去左的錯誤,是建國以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折點,也是中國農業發展的轉折點。全會制定的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對于我們黨領導農業的經驗作了科學的、精辟的總結。全會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集中精力使目前還很落后的農業盡快得到發展,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高速度發展是保證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條件。”并指出:“確定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調動我國八億農民的積極性。”這說明了正確地對待農業,正確地對待農民,是我們黨領導農業的經驗中特別重要的內容,對現在和將來都具有指導意義。正是根據這一指導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抓住了振興農業這一環節,就把整個國民經濟帶動了起來。從1979年開始,逐步推行農業經濟體制改革,普及了以家庭承包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了一系列搞活農村經濟的政策,包括提高農產品價格、取消對農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實行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等等,使農業中過去集中統一的經營體制得到了改變。廣大農民群眾由于有了經營自主權而大大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礎上,各種鄉鎮企業也迅速發展起來,為隨著農業生產水平提高而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出路,為發展農村中多種經營、引導農民脫貧致富提供了可能,同時也為積累資金、推進農業的現代化提供了可能。不斷完善的農村經濟政策,加上隨著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形成而日益增強的物質技術條件,正在使我國農業走上更加健康發展的道路。

當然,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水平還是很低的,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仍然需要經歷長期、艱難的過程。幾億農民搞飯吃的局面的改變,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資金的積累,現代農業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及其與中國傳統技術的結合,農業中傳統的細小經營規模向適度經營規模的過渡,傳統的經營管理方式向現代經營管理方式的轉變,以及農民文化技術素質的提高等等,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不僅需要農村經濟和農業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需要整個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教育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當前,中國農業還面臨農村人口增長快,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的嚴峻形勢。這說明我國農業的現代化,將是一個需要幾代人努力的偉大事業。但近十年來改革的成效證明,前進的方向已經指明,航道已經開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遵循客觀的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堅持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斷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依靠適用的先進農業科學技術,進一步發揮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堅持改革,繼往開來,在遼闊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出現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農業,將是歷史的必然。

參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