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

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學派,學者以“理”或“道”為哲學基本范疇,探討“性命義理”,故稱“理學”,又稱“道學”。理學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趙昀時,曾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官方哲學,后經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漸衰落。

唐中葉以后,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思想領域中儒、佛、道三家長期又斗爭又融合的結果,為新儒學的產生準備了經濟、政治和思想的條件。唐代孔穎達修《五經正義》,對漢、魏以來的經學作了總結,舊儒學走上了末路。從宋代開始,學者突破舊注疏的束縛,憑己意自由說經,形成了懷疑古代儒家經典的風氣。此后,不少學者依據儒經,進而探討有關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起源與構成的原理,各自建立起理論體系,形成了宋代新儒學的流派。理學即是其中的一個學派。

宋代理學的創始人周敦頤(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縣)濂溪人,也稱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學說,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綜合探討宇宙本原、萬物生成、人性、封建倫常等問題的理論體系,他的著作《太極圖說》和《通書》后來成為理學家的經典文獻。與周敦頤約略同時的理學家邵雍(1011~1077),范陽(今河北涿縣)人。他繼承漢代以來的象數學,以闡發《周易》經義,又與道教結合,構成數的圖式,形成了新的象數學。邵雍提出的天地運化,道在物先等自然觀和宇宙論,為其他理學家所推崇。張載(1020~1077),郿縣(今陜西眉縣)橫渠鎮人,字子原,世稱橫渠先生。著有《正蒙》、《經學理窟》等,融合自己對于《周易》、《中庸》、《周禮》等經義的解釋,提出了關于“氣”、人性、義理和封建倫常等理論。程顥、程頤兄弟,開始以“理”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提出了略為系統的理氣說、有對論、人性論、格物致知說等。南宋朱熹主要繼承和發展二程的學說,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學家的某些學說,完成了集大成的歷史使命。故宋代理學又被人們或稱為程朱理學。與朱熹同時的陸九淵,創立了“心學”學派,一度在學術上與朱學并立。宋寧宗時掀起過反“道學”的斗爭,以韓侂胄為首的反道學勢力并沒有形成自己的學派,只是從政治上對理學家進行打擊。宋理宗以后約五十多年的時間里,程朱學說被定為官方哲學,獲得迅速傳播。其他學派或與程朱學說“會同”,或改變初衷,影響逐漸削弱。

圖

宋代理學大致有以下特點:

(1)學者探討義理心性,蔚為風氣,各派理學家的學說雖然有所差別,但使用的范疇大致相同。他們用“理”概括精神,用“氣”概括物質,對理和氣這一組高度概括的哲學范疇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從而邁入研究精神與物質的關系乃至人類本質的新階段,使人們對于宇宙和人類的抽象思維能力超越了前人一大步。

(2)理學家在事物矛盾運動規律方面,提出了“無獨必有對”或“一分為二”的新命題,指出“對”(矛盾)的普遍性,甚至指出有些“對”的雙方可以互相轉化,把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周敦頤開始模糊地提出事物成對的觀點,張載進一步指出事物“有對”和“變”、“化”的普遍性,二程承認萬物或萬物之理都是“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朱熹更進一步指出“一中又自有對”,并用“一分為二”的命題表示事物的對立統一現象。

(3)理學家在論述理氣觀、人性論、格物致知學說時,往往在基本范疇中貫注社會倫理原則,使這些哲學的論述以宣揚封建綱常倫理為歸宿,即以封建綱常倫理來解釋自然,既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他們幾乎都把意識的“理”和封建秩序的“禮”相互等同,把“理”升格為“天理”,又把三綱五常說成是“天理”“流行”的必然結果,借以論證綱常的永恒性。

(4)理學家大都以反對佛、道為己任,同時又吸收佛、道的許多思想內容,其中主要是佛教禪宗和華嚴宗的某些說教。但是,在南宋中期以前,各派學說尚處于探索、創新的階段,相當多人的哲學思想前后曾有較大變化,并且在與佛教的思想斗爭中不知不覺地敗下陣來,而在晚年皈依佛教。程頤的高徒游酢、楊時、謝良佐、呂大臨以及尹焞等,后來都成了佛教的信徒。直到南宋中期,朱熹建成精致而龐雜的理學體系,從各方面辟佛,才算從理論上暫時抵制住佛、道這兩個“異端”。

(5)理學家內部尚未形成壁壘森嚴、旗鼓相當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兩大陣營。張載從未對二程學說進行爭辯,也沒有形成唯物主義思想體系。二程和朱熹、陸九淵等則比較自覺地建立了各自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二程一再明確反駁張載等人學說中的某些唯物主義觀點,至于朱熹則幾乎對所有其他學派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辯駁。

金初處于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階段,只是逐步接受漢族封建文化,尚未有人提倡建立學派。世宗、章宗獎勵儒學,邵雍和二程之學得以繼續傳播。金末王若虛著《道學淵源序》,推崇理學,以為宋儒“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但又指出理學“消息過深”、“揄揚過侈”。趙秉文也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學自任,一時號為“斯文盟主”。王、趙在社會上廣有影響。蒙古滅宋前,儒生趙復和姚樞、許衡、竇默在北方傳播程朱之學。趙復和姚樞在燕京首建周子(敦頤)祠和太極書院,廣收門徒,講授理學。元朝建立后,理學家適應新的形勢,由“用夏變夷”的傳統觀念演繹出“行中國之道即為中國之主”的政治原則。吳澄祖述周、邵、程、朱,但不再講“尊王攘夷”,只講倫紀綱常,以維護元朝的統治秩序;又力主“和會”、“和同”、“兼綜”朱陸,對理學作通俗的講解。許謙在元代講學四十年,在社會上頗有影響,他著重倫常和修身之學,也贊成朱、陸合流。元成宗鐵穆耳提倡理學,以朱熹等人疏纂的五經為科場考試標準,“定為國是”,使理學成為官學,其影響超過了宋代。

明承元制,崇奉朱學為正宗。明初理學家注重博學廣識、考訂典制,理論上建樹不多。至薛瑄、吳與弼、陳獻章等人,各自闡釋朱學的理氣觀或心性學說。明代中期,王守仁遠紹陸學,又兼融朱學的一些內容,脫穎而成“博大、精細”的王學體系(即陽明心學)。王守仁以“靈明”、“感應”說,使朱、陸關于心、物的分歧得到統一;以“致良知”說,使朱、陸關于知、行的分歧得到合一。一時王學“門徒滿天下”,幾乎成為統治哲學。與此同時,羅欽順和王廷相對王學及程朱理學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評,又接受了程朱理學的一些觀點。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啟蒙主義思潮。王夫之和顏元、戴震等對理學展開了總批判,建立起唯物主義的哲學體系,宣告了理學的終結。考據學派的興起,進一步加速了它的衰敗。李光地等編纂《性理精義》等書,未能挽救理學的厄運,反而成為理學走上絕路的標志。

作為地主階級新的思想理論體系,理學一度對當時社會的發展起過好的作用。它在思辯哲學方面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對于周鄰各族的封建化,對于日本、朝鮮的歷史發展,理學也曾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但是,理學在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等方面,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愈益起著消極乃至反動的作用。

參考書目
  1. 朱熹:《伊洛淵源錄》,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85。
  2. 侯外廬集體編著:《宋明理學史》上冊,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3.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灣學生書局,1977 。
  4. 蒙培元:《理學的演變》,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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