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

北方曲種。以語言為主要表演手段的一種喜劇性曲藝藝術。相聲的藝術因素可以追溯到周秦時代的俳優,后又經歷了曲折復雜的發展過程。到宋代以后,在一些瓦舍伎藝和宋、金雜劇里,也都有不少“滑稽含玩諷”的表演。明代以來,稱為“象聲”的隔壁戲和說笑話發展得非常普遍,內容也隨著由摹擬形態和聲音逐步過渡到現代的“說、學、逗、唱”兼備的藝術。現代形式的相聲形成時代難以確考,但至遲不會晚于18世紀中葉(清乾隆時期)。它最初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區,20世紀30年代,相聲演員開始到南方演出。在相聲形成的過程中,廣泛地從口技、蓮花落、把式(武術)、戲法兒、說書等藝術中汲取營養,融匯其他藝術的長處,豐富了相聲的表演藝術。相聲的特點是寓莊于諧,即運用輕松詼諧的形式表現嚴肅的主題。它的特殊表現手段“包袱兒”,是根據促使人們發笑的心理作用和藝術手法而組織起來的笑料。

諷刺是相聲藝術的主要功能。它既可以鞭撻揭露腐朽反動的事物,也可以諷刺人民內部的落后現象,還能表現真善美的事物。相聲有干預生活、評議時政的優良傳統,這與俳優以及參軍戲等古代藝術是一脈相承的。但在舊相聲中卻也摻雜了不少侮辱勞動人民、崇尚富貴權勢的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相聲有了重大的改革。50年代初,北京的一些著名演員成立了北京相聲改進小組,在作家、語言學家老舍、羅常培、吳曉鈴的幫助下,曲藝演員對舊相聲加以革新整理,創作了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相聲,使相聲藝術獲得了新生。相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語言的提煉與凈化。舊相聲用的是北京方言,其中有不少不夠純潔和健康的成分;改革后的相聲則改用新鮮活潑的普通話,具有幽默多變、含蓄精練、樸實高尚、明快犀利的特色。相聲的語言是藝術化的口語,又是生活化了的文學語言。語言方面的改革,使相聲的藝術格調得到顯著的提高。相聲的創作與演出隊伍也不斷擴大,活動范圍日益廣泛,迅速成為雅俗共賞的全國性曲種。影響所及,還出現了以某些方言表演的相聲和少數民族的相聲。

相聲表演方式分單口(一人獨說)、對口(二人合說,一為逗哏、一為捧哏)、群活(三人合說,也有三人以上合說的)。單口相聲有較強的故事性。對口相聲有一頭沉(以一人為主、一人為輔進行敘述,一般也有故事性)、子母哏(以二人爭辯為主要形式,其中也有故事)、貫口活(以大段連貫流利的語言來敘事狀物為主要內容)等幾種類型。這幾種形式在具體運用時又時有交叉。群活則以子母哏、一頭沉為常見。

一段相聲通常由以下部分組成:“墊話兒”、“瓢把兒”、“活”、“底”。這大致與文章的引子、過渡、正文和結尾相當。墊話兒的作用是在撂地演出時招徠和等待觀眾,或在劇場中吸引和集中觀眾注意力,因此每段相聲前面的墊話并不固定,常常是即興編演,有的也可能逐漸獨立成篇。自從相聲進入舞臺演出以后,“墊話兒”已不常用,于是“瓢把兒”成了“引子”。“活”是一段相聲的主要內容,“底”是用以結束全段表演的“包袱兒”。

據不完全統計,現存傳統相聲約300多段。其中有些段子,如單口的《小神仙》、《巧嘴媒婆》、《連升三級》、《胡涂縣官》,對口的《改行》、《陰陽五行》、《歪批三國》、《戲劇雜談》、《賣布頭》、《地理圖》,群活的《扒馬褂》、《四字聯音》等仍為群眾所喜愛。反映現實生活的新作品有上千段,其中如《一貫道》、《婚姻與迷信》、《夜行記》、《買猴兒》、《昨天》、《帽子工廠》等是其中優秀曲目。

對現代相聲的發展和趨于成熟有重要貢獻并起到承前啟后作用的藝人,有清末民初的馬麻子、朱紹文(藝名“窮不怕”)和繼起的李德錫(藝名“萬人迷”)、焦德海、張壽臣等人。現代的一些演員在相聲藝術改革和創作新節目方面也各有自己的貢獻。對相聲的藝術形式及其規律理論研究工作,已日益受到國內外民間文學、社會學、理學、語言學學者的注意。(見彩圖)

相聲(中國廣播藝術團說唱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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