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志撰著的重視與相關理論

地志撰著的重視與相關理論。清王朝非常重視方志的修纂工作。清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為配合《一統志》的編修,康熙帝就曾命各省督撫聘集宿儒名賢接古續今,纂修各省通志。同時將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河南省巡撫賈漢復主修的《河南通志》頒著天下為式,促進了一大批地方志著作的出現。據陳正祥教授估計,目前世界上有中國地方志著作約11000種,而見于《中國地方志綜錄》的至少有8000多種,其中清代約有5518種。由此可見,清代是中國地方志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結合方志的編修,許多學者進行方志理論的探討,并逐漸建立起一套方志學理論體系。當時著名學者如錢大昕(公元1728—1777年)、孫星衍(公元1753—1818年)、洪亮吉(公元1846—1808年)、戴震(公元1723—1777年)、章學誠(公元1738—1801年)等,都發表過有關方志學的理論見解,參加過具體的方志編纂實踐活動,使這一時期的方志學不僅在編纂數量上,而且在理論上,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關于方志理論的闡述,清初顧炎武、方苞等就有論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時,有關修志理論方法便更受重視,并逐漸形成了所謂考據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兩大學術派別。

(1)清初顧炎武、方苞的修志原則

清初顧炎武在編寫《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著作基礎上,曾對方志修纂方法、原則有所論述,后人將他的修志要點概括為以下五點:

①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學識;

②要網羅天下志書作參考;

③要深入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反復勘對,必得其實而后止;

④要有充裕的時間;

⑤文字要通俗易懂。

雍正時,方苞在《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中,闡明了修志的許多原則,其中主要包括:

①體例必須統一;

②由博返約,提倡簡明扼要;

③強調資料的可靠性。

(2)戴震等考據地理派修志理論

考據地理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錢大昕、孫星衍、洪亮吉等人。他們的主要修志理論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據學的“崇古薄今”思想和“銓釋故訓,究索名物”的方法,認為地方志即是地理沿革考證。所謂:

一方之志,茍簡不可,濫收亦不可。茍簡則輿圖疆域。容有不祥……濫收則或采傳聞,不搜載籍,借人才于異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訛傳訛,誤中復誤……撰方志之法貴因不貴創,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又歸一是(洪亮吉:《更生齋文續集》卷二)。

所以,洪亮吉所撰《乾隆直隸邠州志》,雖記載了今陜西彬縣、旬邑、淳化、永壽的州縣建置、沿革、山川、水利、公署、驛廟、古跡、大事、兵驛、人物、風俗等方面的情況,取材也較為廣泛,但卻重視古代材料,輕視當代材料,盡管考據精詳,而對當時的一些政治經濟社會狀況記述極少或脫漏。他修志所制定的類目,更是以前人的撰著為依據,如其“輿地記”,系仿周輿地圖記簿;“職官表”,系仿班固《百官公卿表》等;“會計簿”,系仿宋李常《元祐會計錄》等;“衙署志”系仿宋無名氏《衙署志》;“先賢傳”,系仿魏明帝《海內先賢傳》等;“列女傳”,系仿劉向《列女傳》;“金石錄”,系仿宋趙明誠《金石錄》等。

(3)章學誠與方志史志學派

與考據地理派同時,是以章學誠(公元1738—1801年)等為代表的方志史志學派。他們對方志屬性、編撰理論、方法等都有系統論述。

首先,章學誠提出了方志是史,是一地區全史的觀點。他明確指出:“志乃史載”,“方志為國史要刪”,“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志乃史體”等,并對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觀點進行了辯駁。在具體進行方志編纂的方法、理論上,提出了所謂“史家法度”;“三書”、“四體”、“五難”、“八忌”、“四要”等觀點。

“史家法度”是指修志人應具備的基本素質要求。即所謂“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三書”、“四體”是章學誠所設定的志書門類。他說:“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經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志”為主體。按其記述內容又可分為“四體”,即:“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即認為一部志書的體例,應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分,其中“志”下,又分紀、譜、考、傳四門。志下四門分別記述有關慶典、科甲、法制、人物事跡,掌故是有關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紀錄;文征則是地方文獻的匯輯。

“五難”、“八忌”、“四要”是指在修志時,注意克服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征藏書難,預杜是非難(五難);排除“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妝點名勝,忌推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達到“四要”:即要簡、要嚴、要核、要雅。

稍晚于章學誠的鄒漢勛(公元1805—1853年)對方志編修也進行了實踐和理論總結。他纂修過《貴陽府志》、《安順府志》、《大定府志》等,在理論方面,他認為:纂修地方志應仿《禹貢》、《漢書·地理志》例,以行省統府州,以府州統州縣,以州縣統鄉里,以鄉里統村;并應詳記四至八到、山川、津梁、關隘、水利、鎮市、寺觀;山川要詳其源流、脈絡、流域,關于藝文志的編纂,他主張仿《漢書·藝文志》法,詳載郡中著述,錄其序跋,略作提要。他對立傳的標準提出:賢達以仕跡為斷,文學以著述為斷,封贈以誥軸為斷,耆宿、行宿、孝友、忠義皆以事實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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