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洛陽的漕河

長安洛陽的漕河。西漢建都長安,到漢武帝時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斷增加,官僚機構迅速膨脹,又要用兵匈奴和經營西域,中央政府的糧食支出非常浩繁,壓力很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漢政府一方面在關中大修水利,以便發展當地農業,就近取糧。另一方面是改善水運條件,以便從當時主要產糧區的東部地方,調運更多的糧食進京。

西漢從函谷關以東運糧入京,本來取道渭水西運。但渭水多沙,水道淺澀曲折,運輸功能很差。從長安東到黃河,陸路只有300多里,而曲折的渭河水道,卻長達900多里①。又由于封凍和水量不足等原因,一年中,它只有六個月可以勉強通航。因此,渭河年運輸量很少,西運入京的糧食,只有幾十萬石。漢武帝時,須從東方調入糧食幾百萬石,急需另覓途徑解決運糧問題。因此,當大司農(主管全國農業的長官)鄭當時建議在渭南鑿一條徑直的運糧渠道時,漢武帝立即采納了。歷史上把這條渠道稱為漕渠。

漕渠工程動工于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齊人水工徐伯負責勘查、測量、定線,由幾萬軍工負責施工。渠首位于長安城西北,引渭水為水源,經長安城南向東,與渭水平行,沿途接納泬〔jue決〕水(皂河)、浐〔chan產〕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這些水道都發源于南山,含沙量很少。漕渠穿過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東北)、新豐(治所在今臨潼縣東北)、鄭縣(治所在今華縣)、華陽(治所在今華陽縣東南)等縣,到渭水口附近與黃河會合,全長300多里,歷時三年完工。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長安西南鑿昆明池,周長40多里,將灃水、滈〔hao號〕水攔蓄池內。鑿昆明池除了用來操練水兵外②,還可以調濟漕渠水量和供應京師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漢中后期東糧西運的主要渠道,一般年代,年運輸量在400萬石左右,最高年份達到600萬石,約為渭水運量的10倍。除航運外,它還有灌溉農田之利,溉田面積約10000頃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約與當時的成國渠相當。西漢亡國后,東糧西運的工作不再繼續,漕渠因失修而逐漸湮廢。

東漢定都洛陽,漕運工程的重點隨著東移,既鑿了一條名叫陽渠的新水道,又比較徹底地治理了汴渠。

洛陽雖有洛水可通黃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淺,不便航運。為了使糧船可以直達京師,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河南尹王梁主持下,著手興建運河。他組織力量,“穿渠引谷水(洛水支流)注洛陽城下,東寫(瀉)鞏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線安排不當,渠雖鑿成了,但不通水。19年后,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張純再度在京師附近修建運河。他汲取王梁失敗的教訓,一方面增加運河水源,除仍引谷水外,又引來了洛水干流;另一方面重新安排渠道線路,西起宜陽東部,向東經過洛陽城的西面、南面和東面,再向東到郾師附近回注洛水。這條運河名叫陽渠。第二次工程很成功,東漢從此以后,來自南方、東方、北方等地的糧船,經邗溝、汴河、黃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陽渠,可在洛陽城下傍岸了。陽渠的穿鑿,不僅便于政府通漕,而且也使“百姓得其利”。

不過,東漢最大的運河工程,當數汴河的治理。從西漢后期到王莽統治時期,鴻溝水運體系,由于黃河的一再決口,已經支離破碎,有些運道完全斷航,由丹水演變而來的汴河,航道也經常受阻。汴河是京師洛陽的主要糧道,在全國入京的租賦中,來自豫、兗、徐、揚、荊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此河入京。因此,對汴河的治理,東漢朝廷非常重視,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王景、王吳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黃河泛濫是汴河堵塞的根源,治汴必須治河(治河工程詳見本書《九、歷代治河工程》)。治汴工程主要有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以黃河水為水源,而黃河主溜在河床中擺動無常,單一引水口不能穩定地引入河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王景、王吳除修復舊閘外,又建新閘,實行多口引水。同時,將引水閘由原來的木結構改成石結構,以便更好地控制進水。黃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便汴口設閘控制,仍然會有過量的洪水進入汴河,汴河仍然會決堤成災。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數,二人又在其上游,即浚儀渠③,用“墕流法”將涌入的過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從滎陽到泗水,汴河全長800里,他們還全面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經過這次治理,汴河的漕糧能力大大提高。

注釋:

① 這里陸、水行程的單位都是漢里。漢里比今里短,其換算方法,參見書尾所附的換算表。

張騫首次通西域(今新疆及新疆以西),見西域有蜀地特產細布等,聽說由商人取道西南,經身〔juan捐〕毒(印度半島上古國)運往。騫回國上奏此事,遂有漢武帝遣使通西南之舉。后因使臣被昆明夷(在云南)所阻,又聞那里多江湖,漢于是在長安蓄水筑湖,訓練水師,準備討伐。

③浚儀即開封。浚儀渠當指開封附近的汴渠。墕同堰。“墕流法”實際上在這次大修前,他們就在浚儀渠上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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